10倍杠杆配资平台为国家和党的未来操心

在周恩来同志的照片中，军衔里出现了中将和上将，这其实是三大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军区分别授予的。

1975年12月，周总理因病卧床，无法进食，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生命垂危。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工作，为国家和党的未来操心。他多次询问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并关心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总理的病情在1976年1月7日继续恶化，临终前，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医生说：“我这里没什么大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吧……”

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他的去世让全国陷入了悲痛。总理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他的事迹是革命家和军事家的典范。周总理曾多次获得两种军衔，既有中将也有上将，每次都是对他重任的肯定。一、军衔制的历史回顾一般来说，人们首先会想到军人肩膀上的星星标志，因为军衔代表了军队的制度和等级，与军队规模和职务等级密切相关。

当年，周恩来同志被授予中将军衔。大家都知道，直到1955年，我们才正式实行了军衔制度。在战争时期，我们党曾计划两次推行军衔制度，但由于各种原因，每次都无法立即实施。红军刚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中央军委就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指出，我军需要实行军衔制度。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老总曾联合向毛主席表达了解决军队制度问题的紧迫性。一个多月后，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八路军总司令部颁布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该训令参考了老蒋军队的编制区分。

主席毛泽东曾对负责授衔工作的中央领导说：“我不要大元帅的职位，穿这样的制服感觉不舒服，在群众中演讲和活动也不方便。我认为，现在的地方工作人员都不需要评定军衔。”为了推动评选工作，周恩来、邓小平和刘少奇三位领导积极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动放弃了元帅军衔。因此，在建国前的几个特殊时期，周公偶尔会佩戴军衔。周公在1920年11月乘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旅欧期间，考察了工人和学生的运动，阅读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向往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年的春天，通过朋友的介绍，他加入了建党小组，成为我党的一位创始人。从那时起，他积极参与各种党内活动，并担任了中共旅欧支部书记的职务。

周总理（图中左二）与介绍他入党的人合影留念。同一时期，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下令进行北伐。然而，在他致力于国家统一之际，却遭遇了心腹陈炯明的背叛。陈炯明曾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后来被任命为广东都督。虽然手握兵权，但他并无太大野心，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他总是避免冒险。因此，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持有疑虑，并多次以“联省自治”为由阻碍北伐的推进。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与孙中山彻底闹翻，并命令手下轰击总统府。这件事让孙中山明白，要成功推动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他计划建立一所军官学校。1924年初，孙中山让蒋介石负责筹备这所学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军队的学校正式成立。孙中山担任学校的总负责人，蒋介石则成为校长，廖仲恺出任党代表。因为学校位于广州的黄埔区，所以大家通常称它为“黄埔军校”。

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学校。1924年，两党合作正处于关键时刻，广州的革命活动发展迅速，急需大量人才。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指示，决定派遣一批干部回国，其中包括周恩来。周恩来刚到广州不久，就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并参与了一些军事指挥工作。同年11月，年仅26岁的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被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授予中将衔。他凭借独特的人格魅力开展工作，赢得了师生们的好感，工作成果显著。

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周恩来留下了一张照片。由于当时军衔制度还未完善，他的军衔并没有在军装上体现。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职位和地位都很高，再加上他待人真诚，所以前三期的学员，不论后来成就如何，见到他都表现得非常尊敬。1925年1月，周恩来参加了我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参与了第一次东征。因为平时注重学员的思想教育，这次东征的主要力量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的英勇精神激励了广大工农群众，因此第一次东征很快取得了成功。经过7个月的调整，黄埔学生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被任命为该军的政治部主任，他的政治理念在军中广泛传播。

周恩来（站在前排中间）与梅县商会的代表们一同开心地合影，迎接东征军的代表。不久之后，在1927年3月，蒋介石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共产党，并与汪精卫合谋策划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了对抗蒋介石，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人在1928年8月1日发起了南昌起义，彻底与反动势力划清界限。从1928年开始，周恩来的才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开始负责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务。在白色区域工作期间，周恩来成立了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抓捕叛徒和特务，以及收集情报。他还积极扩大根据地，为红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1935年的时候，蒋介石就已经开始在他的军队里推行军衔制度了。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正处于战争状态，所以蒋介石自然不会承认我们军队里的将领身份，更别提授衔了。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这边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晋升记录，将领的军衔通常是根据他们的职务来决定的。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多次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但都被周恩来婉拒了。无奈之下，蒋介石亲自出面，提出自己担任副部长来协调双方关系。最终，为了抗战大局，延安方面同意周恩来正式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也担任副部长一职，但他的待遇远不如周恩来。

周恩来与黄琪翔会面了。尽管周公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但他享受的待遇却和上将一样。当时，国民政府规定中将的月薪是160元，而上将是240元。国民政府特批，周恩来每月可以领取240元的工资，但他一直节俭，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交党费，和同事们一起过着简朴的生活。周公到武汉任职后，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建立负责宣传的第三厅，并扩大了文化界统一战线。在周公的鼓励下，郭沫若接受了第三厅厅长的职务，这激发了许多文化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参与抗战。这些文人们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唤醒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识，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武汉的一张合影里，周恩来与彭德怀、郭沫若、叶剑英站在一起。周恩来在武汉的这一年里，与各界人士交流频繁，不仅鼓励大家投身抗战，还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蒋介石或许未曾料到，他当初热情邀请周恩来任职，最终却为自己带来了麻烦。周恩来个人的魅力，在这些努力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便是以傲慢闻名的郭沫若，也对周恩来特别敬佩，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周恩来的赞美。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在武汉工作的时候，还特别注重和国际上的朋友合作。他曾经让长江局负责国际宣传的同志，跟住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们保持联系，给他们提供准确的消息。周总理不仅和很多外国朋友交往，还尽心尽力争取他们的支持，一起对抗日本侵略者。他的这些努力不仅帮助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后来党的外交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抗日战争结束后，大家都希望能重建家园，过上安定的生活。但当时，蒋介石表面上说要和平，实际上却在暗中调动军队，想要发动新的战争。为了防止全面内战的发生，1946年1月，美国派来了马歇尔代表团，到中国来调解军事冲突。

三个成员组成的小团队，从右到左分别是周恩来、马歇尔和张治中。经过多轮谈判，三方终于同意停火，并各自派出代表组建了军事调解部，由“三人委员会”（也叫三人小组）来领导。这个小组由我方代表周恩来、蒋方代表张群（后来改为张治中）和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为了保证三方地位平等，考虑到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和中国二级上将张治中的身份，我们决定暂时授予周恩来上将军衔。周恩来这次戴上军衔，主要是为了方便与蒋方合作。军事调解部的主要任务包括：协商停火、恢复铁路交通和调整军队部署等。部下设有38个“军调小组”，专门处理军事冲突问题。这些小组由三方代表共同组成，遍布全国各地，主要负责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

周恩来同党中央一起开始了在陕北的战斗旅程。在这段时间里，他协助领导策划全局，指挥各路军队与蒋介石进行激烈对抗。自刘邓大军南下后，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拉开帷幕。作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兼代理参谋长，周恩来在决战时刻工作异常繁忙，每天都要去主席办公室参与决策和安排工作。他总是仔细分析双方的情况，详细了解敌方的兵力部署、部队特点乃至指挥官的性格。在发布作战命令前，他都会仔细核对，然后和主席共同研究，最终做出决定。除了利用个人影响力，周恩来还采取了瓦解敌方内部力量的策略。比如，在辽沈战役中，困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司令郑洞国收到周恩来的信后，决定投向光明。